时事与社会
王兴在饭否上的社会观察保持着相对克制的表达方式。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多通过具体事件和数据呈现，少见激烈的情绪宣泄，但清醒的批判性思维贯穿始终。
媒体与信息
王兴对媒体的功能定位有一个来自书本的判断："The media doesn't tell us what to think; it tells us what to think about."（媒体不告诉我们该怎么想，而是告诉我们该想什么。）——伯纳德·科恩，1963年（2010-10-07）。这一引语之后，他将"改掉了一大早看新闻的坏习惯"视为正确决策（2009-02-23）。
他对新闻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类比："想到新闻只是历史时钟的秒针"（2009-04-13，转引）。他认为互联网时代"想彻底封锁消息确实比较难"（2010-10-14），但对信息的丰富并不无条件乐观，因为"中文互联网的非娱乐内容至今都相当贫瘠"。
教育的问题
王兴对教育制度有结构性批评。他认为历史教育没有让他"明白人类这一万来年的文明史是多么野蛮残酷，'亡国灭种'是多么常见"（2013-05-12）。他对中学政治课本的"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述做了逻辑性反驳，认为"艺术的价值就是那差别"（2008-12-28）。
他转述了中戏/北影的状况："择校费已高达两三百万，已经被土豪娶美女后诞生的'长相随爹、头脑随妈'的富二代们占领"（2015-07-05），担忧这一现象对演艺业人才质量的长期影响。他也引用章太炎在1919年的话警示年轻人："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2015-08-29）
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王兴持续关注的民生议题之一。他记录了对国内食品安全的不信任（2011-10-10），转述了食品行业人士的惊悚论断（地沟油与食用油价格的悖论），并转发了鸡场尽职调查者的亲历调查（2010-12-04），态度是信息性的而非煽情性的。
他在南非旅行时写道，"在这个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国家，出门确实得当心"（2015-01-20），折射了他对公共健康地理分布的关注。
政府与制度
王兴对政府服务效率的批评直接而节制。他在去办护照时写道："政府部门还是完全没有服务意识。去办个护照还是跟孙子一样。"（2011-01-06）他对国内网银需要插件才能使用的设计，感慨"国内的网络环境真的有这么险恶吗？"（2010-12-22）
他在技术层面也记录了制度的奇特性，例如"较大的市"居然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是他"见过的最口语化的正式称呼"（2011-03-25）。
他对政治的总体态度是节制的距离感。他引用凯恩斯的话说明思想的力量："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2016-01-20），强调经济思想对政策的隐性影响。他也直接引用《教父3》的台词："Finance is a gun. Politics is knowing when to pull the trigger."（2016-05-10）
社会转型与变革
王兴在2013年写下了对中国未来十年的预感："想到中国未来二十年很可能要经历一场社会大变革，我就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去电影院把《悲惨世界》再看一遍。"（2013-03-22）他在半年后看完《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也有类似感触，认为当下的中国"像极了故事背景里的美国1920年代：X国梦，浮躁，新钱老钱……"（2013-09-04）
他对社会急功近利风气的消退有一个结构性判断："一个社会摆脱急功近利风气的速度可能会比很多人估计的更快。倒不是大众的水平会突然跃升，而是当一个社会的转型期趋于结束，人们逐渐发现即使是'急功'的行为也不再能带来'近利'。"（2016-02-18）
对中国创业环境的辩护
王兴在2013年对媒体将"恨在中国创业"的标题套在他身上做了明确反驳："我爱中国，不然我会想办法离开这里；我爱创业，不然我不会依然在做此事；我爱在中国创业，因为有激动人心的机会和激情四射的团队。"（2013-07-05）他既不回避中国商业环境的复杂，也不接受悲观叙事的框定。
他也转述了一句他认为在中国经营适用的格言："在中国这么复杂的环境下，我窃以为，最有良心的公司大概也只有脸说'Don't be TOO evil'"（2013-03-19），以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企业道德。
人口结构与生育问题
王兴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2018年初他记录了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出生1723万，2016年出生1786万，2015年出生1655万。出生人口下滑，形势严峻，接下来不但要全面废除计划生育而且应该开始鼓励生育了。中华民族需要更多人。"（2018-01-18）这是他在人口政策尚未全面转向时发出的早期判断。
2020年初他再次关注这一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为1949年有记录以来最低。"（2020-01-17）他将生育率下降的结构性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劳动强度对社会繁殖意愿的压制（2019-01-11），将其置于更长的经济与社会演化框架中分析。
他也注意到新加坡的人口困境："新加坡华人的生育率是1.1，印度人是1.2，马来人是1.7。都不够啊。"（2016-07-23）将小国夹缝中的人口脆弱性作为背景与中国形成对照。
信息流算法与媒体格局演变
王兴对信息分发方式的演变有持续记录。2018年初，他写下："听说信息流平台对内容的组织原则是：迅速到高潮，事后不空虚。"（2018-01-13）这是对算法推荐逻辑的一个带刺的概括，触及了其道德维度。
2019年，他对字节跳动的判断是："头条/抖音抓住了 facebook 干了而腾讯没干和谷歌干了而百度没干的机会。"（2019-01-24）他将抖音的成功不归因于纯粹的技术或内容，而是归因于一个准确的策略空档，这也是他理解竞争格局的一贯方法：找到谁没做。
他更早在2017年就指出了信息流时代读书稀缺的荒诞："「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道理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国家和时代，99.99%的人是读书太少而不是太多，所以再提就很不合时宜。"（2017-03-04）将这句常被引用的古训还原为其原本适用的语境，并拒绝把它挪用为反智的挡箭牌。
技术与就业：无用阶级的命题
2017年3月，他记录了一个当时刚刚进入公共讨论的概念："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展，人们开始讨论一个新概念：无用阶级。"（2017-03-04）这一概念源自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指自动化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后那些在经济上失去用处的人群。王兴不加评论地记录，但选择记录本身反映了他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关注，不限于效率和市场。
中美关系与贸易战
2019年贸易战升级，王兴留下了几条简短但指向清晰的观察。他写道："这不是一场 trade war，是 power war。"（2019-05-18）这一判断将贸易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而非可以通过谈判化解的商业分歧。在中兴事件后，他联系到个人感受："现在华为恐怕比中兴还更紧张吧。人生就像一场迎着枪林弹雨的冲锋，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颗子弹就会突然将你或身边的人撂倒。"（2018-04-21）他还写道，对华为海思半导体的同仁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他自己是清华电子工程系背景而从未做本行（2019-05-17）。